君权神(shen)授是谁提出的（君权神授是谁的思想主张）

罗马统治者(zhe)内部出现两种倾向，一是(shi)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制(zhi)度，由此产生了格拉古兄弟(di)前赴后继的改革，其(qi)失败结果证明,这一好的愿望并没有(you)得到历史的肯定。二是打破罗(luo)马人与非罗马人、自由民与非自由(you)民之间的界限,将(jiang)公民兵制度变为募兵制，由此(ci)出现了马略的军(jun)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。最后(hou)元老院和罗马人(ren)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(du)裁者身上，从而为罗马帝国的(de)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(chu)。但是由于此时(shi)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(zai),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(zai)，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(cheng)熟,于是有无视元(yuan)老院、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的(de)事情。有鉴于此，恺撒的继(ji)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(shen)，拒绝采用“君主”和(he)“独裁者”的称号，而自称“元首”。“元首制”实质上就(jiu)是君主制，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(de)君主制。

人们对秩序的渴求，使之对王权寄(ji)予莫大希望,并且赋予王权(quan)神圣的权力。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“元首(shou)”,之后不久即(ji)获得元老院授予的“奥古斯都”尊号,意为“庄严、神圣”。他家中所有门柱(zhu)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(gui)装饰,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(shu)叶。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，“然(ran)而他仍然是一个人,而决不是东方的(de)神”。苏维托尼(ni)乌斯记载很清楚,例如东方(fang)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(ma)统治者以示忠诚,但屋大维不(bu)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(ben)人建庙,除非是(shi)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;再如“当(dang)人民想尽办法要(yao)他当独裁官时,他屈膝跪下,从肩上扯下(xia)托加,光着胸脯,求他们不要(yao)坚持这样做”;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(wang),不想拥有独裁权力,而是出于(yu)政治家的精明。他深感时机还不(bu)成熟,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(zhe)。这与其说是谦(qian)卑,不如说是狡猾。从某种程度上说(shuo),元首政治是成功的,它给罗马带来(lai)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,也(ye)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。正像(xiang)奥古斯都所说:“他发(fa)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,而交付的是(shi)一座大理石的城(cheng)市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(lei)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(quan)的城市。”但是(shi)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,罗马失去(qu)了往日的繁盛,经济衰退(tui),商业萧条,最(zui)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,政权(quan)频繁更迭,奴隶、平民起(qi)义不断爆发,手握重兵的军(jun)事将领们成为左右(you)政局的风云人物(wu)。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(qu)得皇位的。靠强权(quan)夺取政权的人将(jiang)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,开始抛开(kai)它实行赤裸裸的帝制(zhi)。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(gao)卢和阿非利加起义,对(dui)外击退了日耳曼人,战(zhan)胜了萨珊波斯帝(di)国,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,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。他头戴珍(zhen)珠冠冕,身穿金(jin)丝长袍,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,要(yao)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,亲(qin)吻他长袍的边缘,并且自比为神。正像(xiang)威尔"杜兰所分析的,他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“他的帝(di)位并非正统的,为了巩(gong)固它,以及平息百姓的(de)作乱和军队的反叛,他尽量用神力(li)及威严,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(xiang)”。

到君士坦(tan)丁统治时期,罗马帝国的君主(zhu)专制体制更加完善。戴克里(li)先曾自比“朱庇特之子(zi)”,迫害基督教徒;君士坦丁则停止(zhi)了这种迫害,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(jun)主制的精神支柱(zhu),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。313 年颁布的(de)《米兰敕令》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(guo)境内公开传播;325 年召开的尼西(xi)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(dou)必须遵从的“三位一体”正统教义(yi);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(jiao)定为罗马帝国国教。罗马帝(di)国对基督教的改造(zao)不仅表现在政策上,还体现在物质扶持(chi)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。在君士(shi)坦丁之前,教会财产(chan)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(shi),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;313 年《米兰敕(chi)令》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(fa)地位,并将其作为(wei)团体机关的财产写(xie)入罗马法。教会不仅被赋(fu)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,神职人员(yuan)还获得免税特权,结果(guo)出现大批“不信上(shang)帝的人争求圣职”的现象(xiang),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(cai)政收入,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(yi)再重申,禁止将(jiang)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(chan)者。与此同时,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(jian)立起系统的组织,教会和帝国最终(zhong)联为一体,罗马帝(di)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(ran)王国。“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(cheng)了神的代理人,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(dao)了基督的治下;异端变得(de)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(rong)忍,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(de)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(gong)秩序的手段之一。”罗马帝国衰落(luo)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,这(zhe)是军队、强权以及宗教(jiao)都挽救不了的。476年西罗马帝国的(de)历史走到了尽头。随着君权(quan)衰落,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。

民(min)族大迁徙拉开了中(zhong)世纪历史的序幕。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(li)下,生活在莱茵河以东、多(duo)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(ruo)之机,向帝国境内迁徙、定(ding)居和陆续建国,这一过程从公(gong)元375 年开始,一(yi)直持续到公元568 年伦巴德人建(jian)国才告结束。民族大迁(qian)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(fu),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(shi)掠夺和破坏的过程,它(ta)不仅灭亡了西罗马(ma)帝国,摧毁了罗马奴隶制,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(zhong)央集权的官僚体制,使西欧社(she)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(fu)状态。日耳曼人对文明的(de)破坏程度,从当(dang)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。

416 年左右,阿奎坦的(de)普罗斯珀哭诉道:“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(dao)剑之下,已经十年了,人民已(yi)经灭绝,甚至儿童和少女也(ye)被他们杀掉了。”“上帝的庙宇被投入(ru)火焰之中;寺院全(quan)被抢劫。倘若海洋的波涛淹(yan)没了高卢的原野(ye),它所造成的损失也(ye)会比这小些。”他指出,西哥(ge)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(bie)墅,掠走银器、家具和牲畜,瓜(gua)分珠宝和喝光醇酒,抢去教(jiao)堂的神器,最后还对房屋纵火。在众多蛮族中,汪达尔(er)人破坏最甚,以致“汪达尔人”成(cheng)为凶恶破坏的同义语。

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(di)影响到人们的思想。奥古斯丁对上帝之(zhi)城(the City of God) 与地上之城(the City of Man) 的描写,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。他说，“上帝的选民”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(de)居民,地上之城只能是“上帝的弃民(min)”居com住之所,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;地上之城的(de)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(ji)的目的而设立的,由谁登基为王也受(shou)上帝的意志支配。奥古斯丁的论述奠(dian)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(chu)。同时他还认为,在现实社会中区分(fen)不出谁是选民,谁(shui)是弃民,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(hui)区分。这一理论充分表(biao)现出奥古斯丁作(zuo)为思想家的狡黠(xia)和机智,既为当时(shi)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,又给无奈中(zhong)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(qing)合理,实际上是画(hua)饼充饥;上帝看似无所不在、无(wu)所不能,实际上什(shi)么具体事情也没(mei)做,在现实生活中(zhong)还是要靠实力树(shu)立权威。

西欧封(feng)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(he)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(wei)。正像基佐描述的:“众雄逐(zhu)鹿,风云莫测的时(shi)代,或者出于无知、残忍、腐败,一些人私欲横流(liu),社会沦为个人(ren)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,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(you)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(zhi),这时候,人们会热烈(lie)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(tian)下的君王。任何一种具有(you)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(yi)的制度在这时出现,向(xiang)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(zhi)计,社会就会群起支持,热(re)诚拥护,就像逃亡者奔(ben)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(yang)。”恩格斯也说过:“在这种普(pu)遍的混乱状态中,王(wang)权是进步的因素”;“王权在混乱中代(dai)表着秩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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